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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兆佳:香港人正经历痛苦的教育过程

2019-11-29 10:28:58

来源:红阳新闻

来源:环球网专访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:香港人正经历痛苦的教育过程[环球时报赴香港特派记者 范凌志 白云怡 陈青青]编者的话:自香港《禁止蒙面规例》5日生效以来,示威规模有所缩减,但一些暴力个案的

资料来源:万维网

原标题:采访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:香港人正在经历一个痛苦的教育过程

编者按:自香港《屏蔽禁令条例》(以下简称《屏蔽禁令法》)5日生效以来,示威规模有所缩小,但一些暴力案件越来越严重,暴徒仍在公共设施上肆虐。这场影响香港法治、经济和社会秩序的闹剧已持续数月。下一步会朝哪个方向走?《禁止掩蔽条例》能否实现各界制止暴力和混乱的共同愿望?暴风雨将如何结束?8日,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接受了《环球时报》记者的专访,并对这些话题进行了深入解读。他引用《社会科学》中“暴力终将吞没暴力”的说法来警告那些制造麻烦的人,同时表示,有人希望香港成为西方一部分的想法只能是幻想,而这场风暴“对香港人来说是一个痛苦的教育过程”。

1 .特区政府推行《禁止遮盖法》,表示会全力打击暴力。

环球时报:掩蔽禁令实施后,我们看到香港社会仍有一些暴力活动。你认为《掩蔽禁令》的威慑和指导作用将于何时显现?

刘兆佳:我没想到《屏蔽禁令条例》实施后会立即出现效果。我认为特区政府没有作出这样的预先判断。《禁止遮盖物规例》的最大意义是暗示香港已进入紧急状态。这也表明政府对当前的混乱局面做出了新的定义。

事实上,特区政府以前并没有对事件作出非常严肃的描述。一方面,它希望通过警察解决暴力问题,另一方面,它试图使用各种手段进行对话和沟通,以便示威者能够与政府重建关系。然而,显然,政府现在认为温和的措施未能实现预期目标。

正如有些人曾预测,特区政府面对的不是一场普通的混乱,而是一场争取特区管治权的斗争。特区政府必须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,分清敌友,调动政府内部的一切资源来打这场仗。

在这种情况下,“禁止掩蔽条例”的最大意义不是立即遏制暴力,而是让公众知道政府准备与暴力分子战斗到底。如果暴力不停止,政府将根据《紧急状态法》采取更严厉的武力和法律手段来处理。

《环球时报》:实施《屏蔽禁令条例》和个别暴徒行为的升级将如何影响香港的公众舆论?

刘兆佳:总的来说,香港社会对暴力的态度是一个渐进的过程。《禁止掩蔽条例》的生效加快了舆论变化的步伐。事实上,反对派也感受到了这一点。

几个月前,当特区政府停止修订《逃犯条例》时,反对派本可以选择“警告撤军”,将他们所谓的“胜利”扩大至区议会选举。然而,他们“渴望胜利,却不知道如何失败”。随着“如此多的人走上街头,形势比2014年更加有利”,即使有西方的支持,他们也在考虑“去另一个城市”的机会。但是反对派没有想到一旦暴力盒子打开,就很难控制它。当这些年轻人戴上面具和头盔组成小团体,在乡村漫步时,他们已经开始享受暴力带来的“权力感”。这时,有点理智的人可以看到,这些暴力分子已经走向了反对人民的错误方向。社会科学中有句谚语说“暴力最终会吞噬暴力”。这就是它的意思。

2 .香港各种力量的斗争不会在短期内结束。

环球时报:你认为这场风暴会向哪个方向发展,会如何结束?

刘兆佳:比较政治中有一种理论认为,当一场政治运动发展到最后阶段时,往往会出现以下情况:第一,参与者越来越少,特别是温和务实的成员和中产阶级将逐渐退出;其次,极端暴力正在上升,暴徒试图继续吸引外界的注意力,并渴望“最后一击”。第三,参与者越来越年轻,因为学生的叛逆和理想主义最容易被利用。

现在这三种现象开始出现,所以我认为暴力将逐渐得到控制。然而,斗争可能会继续,控制暴力并不意味着世界和平。反对党的“双普选”目标尚未实现,他们的不满将继续,根深蒂固的社会矛盾将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解决。这场风暴引发的对抗和仇恨也为未来的政治斗争提供了基础。

从中我们还可以看到,香港已经成为中美和两岸冲突的战场。为了保护国家安全,中央政府可能会采取多种措施,防止国内外反华势力利用香港制造麻烦。当然,到时候,有些人会以此为借口来表达他们的不满。西方也将借此批评中国。因此,香港各种力量之间的政治斗争不会在短期内结束。

环球时报:在这个过程中,特区政府或中央政府是否需要采取更有力的措施?香港警方的执法能力能否独自应付下一个局面?

刘兆佳:我认为警方目前采取的相对温和的执法方法是一种策略。事实上,他们的能力和特区的法律手段尚未用尽。香港有些人视警察为仇恨的对象,认为示威的年轻人是“为了理想和社会”。因此,警察遭到了暴力。这些人仍然同情年轻人。在这种情况下,特区政府和警方相对较弱,所以他们无意立刻采取非常严厉的措施,宁愿循序渐进,审慎评估民意。

如果时间延长,效果可能不会更好。我认为,中央政府希望香港人在经历这次动乱后,能够增强他们的政治现实感和成熟感,知道可以做些甚么和怎样做,知道可以达到甚么目标和不能达到甚么目标,然后逐步克服对香港繁荣稳定和法治的仇恨和恐惧。长远来说,这可能有利于“港人治港、高度自治”的实践和香港的长远发展。如果中央政府直接压制暴力,香港可能没有危机感,很多香港人也不明白香港应该如何处理与中央政府和内地的关系。

3 .政治现实感只能从痛苦的实践中形成。

环球时报:你认为香港应该如何处理与中央政府和内地的关系?

刘兆佳:这场动荡反映了两个重要问题。第一,很多香港人,特别是年青人,不明白“一国两制”,错误地认为“一国两制”完全是为了香港而制订,没有国家利益的概念。他们认为,中央政府需要承诺尊重香港原有的制度和生活方式,但香港没有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,中央政府在这方面没有多少权力。然而,任何中央权力的行使也被理解为一种非法甚至“外来”的干预,破坏了香港的稳定和高度自治。真是个错误!纯粹从香港的角度理解“一国两制”,把香港视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,当然会引起中央政府的强烈反对,因为这种想法太容易把香港变成威胁国家安全的“基地”,被外国势力用作对付中国的棋子。

另一个大问题是,一些香港人对自己国家和民族的身份有抵触情绪。内地的迅速崛起打击了很多香港人原有的优越感,甚至令很多人担心内地的快速发展会对香港的制度、文化和生活方式构成威胁。这种冲击令他们害怕香港会失去原有的独特性,害怕香港会被“内化”,从而产生一种防御性的心态和对国家的抗拒。“香港独立”就是这种心态的极端表现。

当然,香港人心中也知道,没有中国,香港的未来是无法保证的。因此,有些人寄希望于西方。然而,西方对香港的重视正在减弱——西方曾经希望通过香港促进中国的“和平演变”,但现在这一希望基本上破灭了。他们只是将香港视为对抗中国的棋子。许多香港人不明白我们与西方关系的这种变化。

因此,香港现在要做的,是与内地和亚洲建立更紧密的关系,改变过去偏重西方、轻视东方的心态。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。我们应该逐渐摆脱我们崇拜的力量,一路依赖它,直到它曾经瞧不起的大陆和亚洲。斗争和抵抗必然会在痛苦的转变中发生,但世界发展的大趋势决定,香港回归20多年后,不可能再成为西方的一部分。

环球时报:香港人的政治现实何时及以何种方式确立?

刘兆佳:政治现实感不能从书面分析中产生。它只能通过痛苦的实践来建立。只有这样,我们才能逐渐接受我们最初不愿接受的现实。例如,在2014年的“占领中国”事件中,通过那几个月的事件,很多人终于知道了中央政府的底线是什么,以及为何不能接受西方普选行政长官,因为中央政府不能接受一个反对中央政府的香港政府。如果香港成为反共基地,怎能谈“一国两制”?

然而,仍有一些人没有接受这一底线,因此对抗再次复活。然而,他们最终会意识到他们正面临着钢铁之墙,不会取得任何成果。相反,它们将引发强烈的政治反弹,包括当内地公民不来港时,舆论水平的反弹。因此,对香港人来说,这是一个痛苦的教育过程。有时我甚至认为没有必要立即镇压动乱。我们可以让它再次燃烧,产生更好的教育效果,慢慢让香港人明白香港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在哪里。

4 .两地人民之间的互信问题可能会成为最大的“后遗症”

环球时报:你在《香港人的政治心态》一书中提到,“与大多数殖民地不同,在‘殖民地’人民到来之前,香港有一个殖民地政府...因此,他们绝对无意推翻殖民地政府(在香港,是港英政府),而是以香港为安居之所。」这个基因是不是今天香港社会与内地和中央政府对立的根源?如何解决它?

刘兆佳:邓小平在提出“一国两制”时并不知道这个基因。我认为中央政府的态度是,香港可以享有言论自由,保留自己的思想和制度,但不能对内地的社会主义制度采取行动。许多香港人尚未明白这一点。

事实上,中央委员会较早前并没有就香港的国民教育和非殖民化作出总结。为什么是近年来提出的?最大的原因是中央政府和内地认为香港没有遵守上述规则。多年来,一些香港人干预内地政治,支持内地的反政府分子。他们甚至容许外来势力利用香港向中央政府施加压力,做一些影响国家安全和违反“一国两制”原则的事情。

如果这批香港人不能确立我刚才所说的政治现实,我认为不排除中央政府日后会建立更多法律机制,以确保香港不会成为国家安全的威胁。在《基本法》的框架下,有很多这样的机制,例如将《国家安全法》引入香港,或专门为香港制定《国家安全法》,正如《反分裂国家法》为台湾制定一样。

环球时报:你认为这场风暴过后,内地和香港能重建信任,达成“和解”吗?

刘兆佳:我认为香港人和内地人之间的互信问题是这场风暴最大的“后遗症”。大陆同胞对香港的动荡非常不满。他们认为香港不知道翁布尔报纸。他们还与外部势力合谋分裂国家。此外,许多年轻的香港人公开表达他们对国家和民族的仇恨。我认为在这场风暴之后,两地的同胞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来重建他们的感情。这也意味着香港将更缓慢地融入中国的整体发展,中央政府将减少对香港的依赖,这对香港绝对不是好事。

香港要清楚知道,中央政府的“红线”是不能碰的,否则,香港希望的政制改革只会更进一步,没有进步和希望。因为中央政府从这场动乱中看到的是,一些人正在寻求与西方合作对抗中国,而“双普选”的实施可能会使政治权力落入反对派手中。在风险越来越大的情况下,中央政府怎能放心推进香港的政制改革呢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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